元豐五年（1082年），呂惠卿路過江寧，給王安石寫了封信，欲釋前嫌，信上說：「一朝之過，不足害平生之歡。」據說他在江寧等了五天，希望和老王見上一面。
王安石沒有見他，而是回了一封《答呂吉甫書》：「趨舍異路，則相煦以濕，不如相忘之愈也。」老王的意思是大家不再是同路人了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
兩年後，「人在貶途」的蘇軾途經江寧，王安石「野服乘驢，謁於舟次」，兩人一同遊山玩水，流連燕語，相得甚歡，成就了一段佳話。
其實說起來，蘇軾才是王安石所說的「異路」之人，曾因反對新法，身陷「文字獄」，差點因此丟掉性命。而呂惠卿曾是王安石的最佳拍檔，為新法做出了諸多貢獻，人稱「護法善神」。
為何王安石對蘇軾騎驢相迎，而對呂惠卿拒之門外？
從他們的信中，我們不難看出，兩人之間應該存在著比較深的嫌隙，才導致曾經的「親密戰友」甚至都比不上「敵人」受歡迎。
王安石變法之時，呂惠卿是他最忠實的夥伴和最堅定的支持者。王安石曾說：「法之初行，議論紛紛，獨惠卿與布（曾布）終始不易，餘人則一出焉一入焉爾！」 在信中也說：「同朝紛紛，公獨助我」，對此，王安石是心懷感激的。
呂惠卿是嘉佑二年進士，這一榜號稱「千古科舉第一榜」，榜上有蘇軾、蘇轍、曾鞏、程顥、張載、王韶、章惇、曾布等人，可謂是群星璀璨，光耀整個大宋。
呂惠卿能夠名列此榜，自然不是俗物。主考官歐陽修就對其非常賞識，曾寫信向王安石推薦：「呂惠卿，學者罕能及。更與切磨之，無所不至也。」王、呂兩人結識正是緣於歐陽修的介紹。
兩人初見交心，引為知己。《宋史》說兩人「論經義，意多合，遂定交。」呂惠卿自己也說：「合乃相從，疑有殊於天屬？」意思是說他們倆是一對志同道合的好基友。
在王安石眼中，呂惠卿學識淵博，才華橫溢，最難能可貴的是能夠學以致用，所以他向宋神宗推薦了這個人才：「惠卿之賢，豈特今人，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。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，獨惠卿而已。」
呂惠卿對王安石更是佩服地五體投地，四處對人說：「惠卿讀儒書,只知仲尼之可尊。讀外典,只知佛之可貴。今之世,只知介甫之可師。」
兩人大有相見恨晚的感覺。
王安石和呂惠卿交惡的原因，歷來也是眾說紛紜。因為立場問題，一些史料更樂意把他們的矛盾歸結為私人恩怨，看成是一出大佬和細佬之間互相爭權，相互傾軌的戲碼。如蘇轍在《乞誅竄呂惠卿狀》中說：
「始，安石罷相，以執政薦惠卿，既已得位，恐安石復用，遂起王安國、李士寧之獄，以尼其歸。安石覺之，被召即起，迭相攻擊，期致死地。」
以蘇轍的人品，當然不是造謠之人。不過小蘇當時是諫官，有「風聞奏事」之權。（宋仁宗「發明」了這個「風聞奏事」的制度，也就是說諫官可以根據道聽途說來參奏大臣。）二蘇可謂是新法的「受害者」，自然不會浪費時間幫他們去求證。不過此事後來被有心人利用，比如北宋邵伯溫在《邵氏聞見錄》中說：
「惠卿既得位，遂叛荊公，出平日荊公移書，有曰：「無使齊年知。」謂馮公京，蓋荊公與馮公皆辛酉人。又曰：「無使上知。」神宗始不悅荊公矣。惠卿又起李逢獄，事連李士寧；士寧者，蓬州人，有道術，荊公居喪金陵，與之同處數年，意欲並中荊公也，又起鄭俠獄，事連荊公之弟安國，罪至追勒。惠卿求害荊公者無所不至，神宗悟，急召荊公。公不辭，自金陵溯流七日至闕，復拜昭文相，惠卿以本官出知陳州。李逢之獄遂解，其黨數人皆誅死，李士寧止於編配。嗚呼！荊公非神宗保全則危矣。」
邵氏的記載很詳細，不過可信度不高。不過此事後來被《宋史》採信，列入王安石本傳：「而惠卿實欲自得政，忌安石復來，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，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。」呂惠卿因此被稱為忘恩負義的反骨仔。
《宋史》中關於王安石的資料主要來自《邵氏聞見錄》，而邵伯溫其人是最堅定的保守派，對於新法和變法人士幾乎沒有好話，甚至製造了大量謊言來攻擊和誹謗新法。如「自金陵溯流七日至闕」就如小說家之言。
熙寧七年（1074年），鄭俠上《流民圖》，此事引發了一連串的化學反應。一是宋神宗對新法的態度產生了動搖，反對派因此抬頭，新法的形勢一片緊張。二是王安石被迫罷相，呂惠卿雖然積極發動台諫為王安石造勢，但在壓力面前，宋神宗還是選擇對舊党進行妥協，老王只能做個背鍋俠。
呂惠卿上台後，借鄭俠案打擊反對派，重新穩定變法形勢，堅定了宋神宗的態度。可以說，呂惠卿為老王的復出創造了有利的條件。所以王安石還朝後，宋神宗對他說：「小人漸定，卿且可以有為。」又說：「自卿去後，小人極紛紜，獨賴呂惠卿主張而已。」把這一切歸功於呂惠卿。
王安國雖是老王的親弟弟，但是他並不支持新法，反而和一些舊黨走的比較近。鄭俠上《流民圖》時，他不僅不阻止，反而大聲叫好。所以王安國之事只能說是殃及池魚，不能全然說是呂惠卿挾公器而報私仇，至少他確實和鄭俠有所牽連。至於王安國之死，更和呂惠卿沒有半毛錢關係，所以王安石復相之後，也沒對此事有什麼說法。
李士寧案起於有人告發餘姚縣主薄李逢謀反一案，雖然此事和王安石無關，但李士寧曾為其座上客，而且事關謀反，王安石也不得不上書請罪。《邵氏聞見錄》所說的呂惠卿「意欲並中荊公」之言，則是個人的揣測之語，並無實際根據。
有點腦子都知道，扳倒王安石對呂惠卿沒有半點好處。王安石是變法的精神支柱，如果他陷進謀反案了，反對派自可拿來大做文章，新法根本就不可能再推行下去，除非呂惠卿「棄暗投明」投靠舊黨。而且王安石復相之後，兩人關係依然密切，也說明了此事不大可能。
對此，李燾在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中就認為邵伯溫的說法不可靠：「皆雲呂惠卿起李逢獄，捕李士寧以撼安石,考日期，似不然，今不取。司馬光《紀聞》亦載李士寧事，獨不雲惠卿欲以撼安石也。」
可見，王安石和呂惠卿的矛盾並不是源於上述之事。他們兩人的矛盾是發生在王安石復相之後，兩人因在政見和學術等方面產生分歧，從而漸行漸遠。但不管是王安石還是呂惠卿，都認為他們的矛盾都是因為國事，並非出於私情。如王安石在信中所言：「與公同心，以致異意。皆緣國事，豈有他哉？」
一是王安石首度罷相之後，呂惠卿曾推行手實法和給田募差役法，但王安石不支持這兩項新法，復相之後，都予以廢除。而呂惠卿對於王安石「欲添鹽鈔而廢交子,罷河北運米而行市易俵放之法」表示不贊同。
二是在用人方面，兩人都覺得對方用人有問題，一方覺得對方用人唯親，另一方覺得對方所用非人。例如呂惠卿欲重用曾旼，而王安石厭惡曾旼，不予重用。又如練亨甫，呂惠卿認為是「小人」，曾對他們兄弟進行陷害，但王安石卻有不同意見。
三是王安石對呂惠卿編撰的《三經新義》的一些內容不滿意，因此爆發了正面衝突，兩人的矛盾也因此表面化。《三經新義》是新法的重要理論工具，此事也可以說是兩人政見不同的表現。
這些分歧也導致兩人無法再好好共事，呂惠卿因此多次向皇帝打報告，請求辭職，不過宋神宗多次婉拒，後來因為華亭「借錢買田」一事被罷參知政事「守本官，知陳州」。此事有說乃王雱所為。
不過大佬不合，下面人就開始站隊，這是經常之事。呂惠卿被貶之後，有的人以為他失勢，便落井下石，欲置之於死地。比如練亨甫、鄧綸等人，其中練亨甫被認為是王雱的人，所以呂惠卿以為此事乃王安石所為，便上書跟皇帝投訴，指責老王和台諫勾結，並說老王「安石盡棄素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，以為奇術，以至譖訴脅持，蔽賢黨奸，移怒行狠，犯命矯令，罔上要君。」
這話說的比較狠，宋神宗心裡也犯嘀咕，因此向王安石求證。老王心中委屈，我可沒幹過這事啊。回家後，問了兒子王雱才知道真相。「歸以問雱，雱言其情，安石咎之」。此事雖沒給王安石帶來實際傷害，但也讓宋神宗起了猜忌之心。
此事也標誌著兩人正式決裂。而不久後，王雱病死，王安石心灰意冷，力請去職。熙寧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王安石罷相，以鎮南軍節度使、同平章事判江寧府。
後來呂惠卿知道了事情的原委，所以專門寫信道歉求和，王安石回信謝之，所以才有開頭的元豐五年之事。
在信中，呂惠卿道歉之情溢於言表，他回顧了兩人往日的友情，信中還引用了一個禪門的典故「關弓之泣非疏，碾足之辭亦已」，藉此說明當年並非有意，而是誤傷。王安石表示理解「考實論情，則公宜昭其如此。」
雖然當時，兩人並沒有馬上握手言好，而且一直到王安石去世，兩人也沒有見面，但是兩人曾多次書信往來。元豐六年，王安石有一封《再答呂吉甫書》，從信中可以看到兩人聊得還是蠻開心的，還互贈禮物。
晚年王安石還有一封《與呂參政書》，內有「承累幅勤勤，為禮過當，非敢望於故人也」之語，可見二人來信頗勤，已經捐棄前嫌，重歸於好了。
這一對曾經的大宋「好基友」，也發展成了「好筆友」。
王安石和呂惠卿：為何從「好基友」變成「好筆友」？
元豐五年（1082年），呂惠卿路過江寧，給王安石寫了封信，欲釋前嫌，信上說：「一朝之過，不足害平生之歡。」據說他在江寧等了五天，希望和老王見上一面。
王安石沒有見他，而是回了一封《答呂吉甫書》：「趨舍異路，則相煦以濕，不如相忘之愈也。」老王的意思是大家不再是同路人了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
兩年後，「人在貶途」的蘇軾途經江寧，王安石「野服乘驢，謁於舟次」，兩人一同遊山玩水，流連燕語，相得甚歡，成就了一段佳話。
其實說起來，蘇軾才是王安石所說的「異路」之人，曾因反對新法，身陷「文字獄」，差點因此丟掉性命。而呂惠卿曾是王安石的最佳拍檔，為新法做出了諸多貢獻，人稱「護法善神」。
為何王安石對蘇軾騎驢相迎，而對呂惠卿拒之門外？
從他們的信中，我們不難看出，兩人之間應該存在著比較深的嫌隙，才導致曾經的「親密戰友」甚至都比不上「敵人」受歡迎。
王安石變法之時，呂惠卿是他最忠實的夥伴和最堅定的支持者。王安石曾說：「法之初行，議論紛紛，獨惠卿與布（曾布）終始不易，餘人則一出焉一入焉爾！」 在信中也說：「同朝紛紛，公獨助我」，對此，王安石是心懷感激的。
呂惠卿是嘉佑二年進士，這一榜號稱「千古科舉第一榜」，榜上有蘇軾、蘇轍、曾鞏、程顥、張載、王韶、章惇、曾布等人，可謂是群星璀璨，光耀整個大宋。
呂惠卿能夠名列此榜，自然不是俗物。主考官歐陽修就對其非常賞識，曾寫信向王安石推薦：「呂惠卿，學者罕能及。更與切磨之，無所不至也。」王、呂兩人結識正是緣於歐陽修的介紹。
兩人初見交心，引為知己。《宋史》說兩人「論經義，意多合，遂定交。」呂惠卿自己也說：「合乃相從，疑有殊於天屬？」意思是說他們倆是一對志同道合的好基友。
在王安石眼中，呂惠卿學識淵博，才華橫溢，最難能可貴的是能夠學以致用，所以他向宋神宗推薦了這個人才：「惠卿之賢，豈特今人，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。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，獨惠卿而已。」
呂惠卿對王安石更是佩服地五體投地，四處對人說：「惠卿讀儒書,只知仲尼之可尊。讀外典,只知佛之可貴。今之世,只知介甫之可師。」
兩人大有相見恨晚的感覺。
王安石和呂惠卿交惡的原因，歷來也是眾說紛紜。因為立場問題，一些史料更樂意把他們的矛盾歸結為私人恩怨，看成是一出大佬和細佬之間互相爭權，相互傾軌的戲碼。如蘇轍在《乞誅竄呂惠卿狀》中說：
「始，安石罷相，以執政薦惠卿，既已得位，恐安石復用，遂起王安國、李士寧之獄，以尼其歸。安石覺之，被召即起，迭相攻擊，期致死地。」
以蘇轍的人品，當然不是造謠之人。不過小蘇當時是諫官，有「風聞奏事」之權。（宋仁宗「發明」了這個「風聞奏事」的制度，也就是說諫官可以根據道聽途說來參奏大臣。）二蘇可謂是新法的「受害者」，自然不會浪費時間幫他們去求證。不過此事後來被有心人利用，比如北宋邵伯溫在《邵氏聞見錄》中說：
「惠卿既得位，遂叛荊公，出平日荊公移書，有曰：「無使齊年知。」謂馮公京，蓋荊公與馮公皆辛酉人。又曰：「無使上知。」神宗始不悅荊公矣。惠卿又起李逢獄，事連李士寧；士寧者，蓬州人，有道術，荊公居喪金陵，與之同處數年，意欲並中荊公也，又起鄭俠獄，事連荊公之弟安國，罪至追勒。惠卿求害荊公者無所不至，神宗悟，急召荊公。公不辭，自金陵溯流七日至闕，復拜昭文相，惠卿以本官出知陳州。李逢之獄遂解，其黨數人皆誅死，李士寧止於編配。嗚呼！荊公非神宗保全則危矣。」
邵氏的記載很詳細，不過可信度不高。不過此事後來被《宋史》採信，列入王安石本傳：「而惠卿實欲自得政，忌安石復來，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，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。」呂惠卿因此被稱為忘恩負義的反骨仔。
《宋史》中關於王安石的資料主要來自《邵氏聞見錄》，而邵伯溫其人是最堅定的保守派，對於新法和變法人士幾乎沒有好話，甚至製造了大量謊言來攻擊和誹謗新法。如「自金陵溯流七日至闕」就如小說家之言。
熙寧七年（1074年），鄭俠上《流民圖》，此事引發了一連串的化學反應。一是宋神宗對新法的態度產生了動搖，反對派因此抬頭，新法的形勢一片緊張。二是王安石被迫罷相，呂惠卿雖然積極發動台諫為王安石造勢，但在壓力面前，宋神宗還是選擇對舊党進行妥協，老王只能做個背鍋俠。
呂惠卿上台後，借鄭俠案打擊反對派，重新穩定變法形勢，堅定了宋神宗的態度。可以說，呂惠卿為老王的復出創造了有利的條件。所以王安石還朝後，宋神宗對他說：「小人漸定，卿且可以有為。」又說：「自卿去後，小人極紛紜，獨賴呂惠卿主張而已。」把這一切歸功於呂惠卿。
王安國雖是老王的親弟弟，但是他並不支持新法，反而和一些舊黨走的比較近。鄭俠上《流民圖》時，他不僅不阻止，反而大聲叫好。所以王安國之事只能說是殃及池魚，不能全然說是呂惠卿挾公器而報私仇，至少他確實和鄭俠有所牽連。至於王安國之死，更和呂惠卿沒有半毛錢關係，所以王安石復相之後，也沒對此事有什麼說法。
李士寧案起於有人告發餘姚縣主薄李逢謀反一案，雖然此事和王安石無關，但李士寧曾為其座上客，而且事關謀反，王安石也不得不上書請罪。《邵氏聞見錄》所說的呂惠卿「意欲並中荊公」之言，則是個人的揣測之語，並無實際根據。
有點腦子都知道，扳倒王安石對呂惠卿沒有半點好處。王安石是變法的精神支柱，如果他陷進謀反案了，反對派自可拿來大做文章，新法根本就不可能再推行下去，除非呂惠卿「棄暗投明」投靠舊黨。而且王安石復相之後，兩人關係依然密切，也說明了此事不大可能。
對此，李燾在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中就認為邵伯溫的說法不可靠：「皆雲呂惠卿起李逢獄，捕李士寧以撼安石,考日期，似不然，今不取。司馬光《紀聞》亦載李士寧事，獨不雲惠卿欲以撼安石也。」
可見，王安石和呂惠卿的矛盾並不是源於上述之事。他們兩人的矛盾是發生在王安石復相之後，兩人因在政見和學術等方面產生分歧，從而漸行漸遠。但不管是王安石還是呂惠卿，都認為他們的矛盾都是因為國事，並非出於私情。如王安石在信中所言：「與公同心，以致異意。皆緣國事，豈有他哉？」
一是王安石首度罷相之後，呂惠卿曾推行手實法和給田募差役法，但王安石不支持這兩項新法，復相之後，都予以廢除。而呂惠卿對於王安石「欲添鹽鈔而廢交子,罷河北運米而行市易俵放之法」表示不贊同。
二是在用人方面，兩人都覺得對方用人有問題，一方覺得對方用人唯親，另一方覺得對方所用非人。例如呂惠卿欲重用曾旼，而王安石厭惡曾旼，不予重用。又如練亨甫，呂惠卿認為是「小人」，曾對他們兄弟進行陷害，但王安石卻有不同意見。
三是王安石對呂惠卿編撰的《三經新義》的一些內容不滿意，因此爆發了正面衝突，兩人的矛盾也因此表面化。《三經新義》是新法的重要理論工具，此事也可以說是兩人政見不同的表現。
這些分歧也導致兩人無法再好好共事，呂惠卿因此多次向皇帝打報告，請求辭職，不過宋神宗多次婉拒，後來因為華亭「借錢買田」一事被罷參知政事「守本官，知陳州」。此事有說乃王雱所為。
不過大佬不合，下面人就開始站隊，這是經常之事。呂惠卿被貶之後，有的人以為他失勢，便落井下石，欲置之於死地。比如練亨甫、鄧綸等人，其中練亨甫被認為是王雱的人，所以呂惠卿以為此事乃王安石所為，便上書跟皇帝投訴，指責老王和台諫勾結，並說老王「安石盡棄素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，以為奇術，以至譖訴脅持，蔽賢黨奸，移怒行狠，犯命矯令，罔上要君。」
這話說的比較狠，宋神宗心裡也犯嘀咕，因此向王安石求證。老王心中委屈，我可沒幹過這事啊。回家後，問了兒子王雱才知道真相。「歸以問雱，雱言其情，安石咎之」。此事雖沒給王安石帶來實際傷害，但也讓宋神宗起了猜忌之心。
此事也標誌著兩人正式決裂。而不久後，王雱病死，王安石心灰意冷，力請去職。熙寧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王安石罷相，以鎮南軍節度使、同平章事判江寧府。
後來呂惠卿知道了事情的原委，所以專門寫信道歉求和，王安石回信謝之，所以才有開頭的元豐五年之事。
在信中，呂惠卿道歉之情溢於言表，他回顧了兩人往日的友情，信中還引用了一個禪門的典故「關弓之泣非疏，碾足之辭亦已」，藉此說明當年並非有意，而是誤傷。王安石表示理解「考實論情，則公宜昭其如此。」
雖然當時，兩人並沒有馬上握手言好，而且一直到王安石去世，兩人也沒有見面，但是兩人曾多次書信往來。元豐六年，王安石有一封《再答呂吉甫書》，從信中可以看到兩人聊得還是蠻開心的，還互贈禮物。
晚年王安石還有一封《與呂參政書》，內有「承累幅勤勤，為禮過當，非敢望於故人也」之語，可見二人來信頗勤，已經捐棄前嫌，重歸於好了。
這一對曾經的大宋「好基友」，也發展成了「好筆友」。